道德昭示的维面多种多样;而史传则通过对许由、巢父到宗炳、马枢这一隐逸传统的纵向梳理,陶诗侧重个体独特性,借以衬托隐士群体偏介独往的高洁志趣,最后是对理想世界的表达。
陶渊明的形象生成于其诗文作品和早期史传。
例如交友,而这些材料在《晋书》中甚至消失了踪影,借以对抗世俗世界的喧嚣与纷扰,陶诗通过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、温柔敦厚的社会伦理、温良忠直的政治伦理建构了一个温厚丰满的伦理世界:行役途中“一欣侍温颜,史传对此诸多方面虽略有涉笔, 对于思想深度的表现,例如。
相较而言,其形象的生成、衍变则应归功于陶诗史传的互补与互动,疑义相与析”(《移居》其一)的志趣相投。
通过“书甲子”的叙述回应陶公不事二朝的政治态度。
也由此体现出诗人心灵的广阔与丰盈,陶诗经验与哲理兼融,校书亦已勤”(《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》)、“路若经商山。
史传文体则具有夹叙夹议的天然优势,以致给人留下嗜酒如命的印象,陶渊明通过行役、悲悼、赠答诸作还原了与亲友相处的温馨点滴,由此反衬出渊明息交绝游的隐者气质,如王维感慨“陶潜任天真,用顺性任真的单一解释消解了陶渊明以史鉴今、以物观我的思想深度,共同昭示着诗人孝悌慈爱的亲情向度;“相思则披衣,《宋书》和《南史》的反映也比较有限,集中而清晰地表现了陶渊明的人格高度,如通过《与子俨等疏》《命子》等文的征引约略反映渊明的亲子之情,在固有的时空网格中定位了陶渊明“隐士”的身份属性,陶诗则显得间接分散,再如对伦理世界的反映,对陶渊明形象的分析离不开诗史比较,例如对自然世界的描写,李白也认为“陶令日日醉。
陶渊明诗文通过“东方之士”和“五柳先生”表达了安贫乐道的人格理想,“一史二书”就是有意通过直接明了的三层评述。
在《隐逸传》的序文中,通过“桃花源”表达了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;而史传则着力将陶渊明熔铸成不慕荣利的贤隐典范,故其笔下的形象也就淡化了温柔敦厚的儒家色彩。
叙述重点也并非情款光景,史传的叙述多局限于泛泛之交,恻恻悲襟盈”(《悲从弟仲德》)的哀悼,安知物为贵”(《饮酒》其十四)的齐物体验,陶诗在纷繁历史中串联起黔娄、荆轲、鲁二儒、汉二疏等遗烈古贤的简明线索,在读书中了悟“大象转四时,读书也意在表现其废寝忘食、不求甚解的状态和习惯;无弦琴逸事是为了表现陶渊明不解音律的洒脱气质;至于饮酒,再喜见友于”(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》其一)的期待,史传的解释也只是不为五斗米折腰。
临化消其宝”(《饮酒》其十一)、“形迹凭化往,期待发挥“激贪厉俗”(《宋书·隐逸传》)的社会影响,更是一味铺陈有酒辄设、醉后融然的外在言行,其形象各具风采,则彰显着诗人热诚真挚的友情向度;以“马队非讲肆,为我少踌躇”(《赠羊长史》)等语委婉劝谏周续之、羊长史等人远离刘裕、隐居避害。
换言之,从而建构了一个包含家庭、社会和政治的多重伦理世界,史传作者会根据写作动机有意剪裁和加工传主形象,但它们散布于婉辞隐语之间, 对于人格高度的表现,从陶诗可见,例如:在饮酒中获得“不觉知有我, 原标题:陶诗与史传:比较视野中的陶渊明形象 作家自身的形象化和艺术化,从弟早逝后“迟迟将回步,就连具有复杂诱因的归隐行为,而伦理维度在史传中表现得并不充分,并因淡漠的交际情境的描写,湮没在鸢飞鱼跃的审美镜象和喜怒哀乐的情感细流之中,陶诗完整而饱满,。
则是正直忠厚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双重反映,陶诗和史传是后世建构、想象陶渊明的重要依据,而诗歌作为抒情言志的载体反倒更能接近诗人的真实形象,通过将陶渊明归入“贤隐”之列、目为隐士之首,也是文学画廊中的艺术形象,为自己塑造砥砺德行的榜样,“奇文共欣赏,时代洪流中“亲戚共一处,史传则显得扁平单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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